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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页)

和弗利德一样,在特莱津,有一大批艺术家和学者,在利用一切可能,持续他们的文化活动,他们举办音乐会、举办学术讲座、排练歌剧,当他们在歌剧中唱出“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欢乐”,身为囚徒的观众们热泪夺眶而出,继而响起掌声。他们在宣告自己绝不放弃快乐的权利,宣告他们的精神不会死亡。他们画画和写诗,也教会了孩子们画画和写诗。孩子们是弱小的,他们的心却在美的教育下坚持善良。

确实很难令人相信,像纳粹这样手中掌握着军队的强大政府,会害怕艺术,会害怕一群艺术家,会害怕孩子们学习艺术和掌握知识。这种内在的虚弱和恐惧,也使得他们在特莱津不断迫害艺术家。

纳粹并不是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反人类的,他们因此才需要掩盖真相、“宣传”假象。

一九四四年的年中,特莱津集中营的纳粹管理人是冲锋队的上校卡尔·雷姆(KarlRahm),他是一个奥地利人。他是特莱津历任管理者中,最热衷于“宣传”的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一个夏日,雷姆把一名担任过导演的荷兰籍犹太囚徒库特·吉隆(KurtGerron)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为特莱津拍一部宣传片《一个作为礼物送给犹太人的城市》。

许多被纳粹划为犹太人的特莱津囚徒,其实只是有一点犹太人血统的混血儿。因此,从外貌上,甚至和一般的雅利安人没有区别,他们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雷姆规定,这些犹太人都不准在电影中出现,只拍那些黑头发黑眼睛的犹太人,以突出“典型性”。他命令拍摄伪造的场景,在所谓的邮局,犹太人一个个捧着假包裹从里面出来。还命令拍摄一些犹太人在特莱津城外的河里“游泳比赛”,当然,这在现实的特莱津生活中,是绝不容许发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拍摄现场,在“游泳”镜头之外的护城河岸边,一大批冲锋队员荷枪实弹,对着游泳的囚徒,以防他们趁此机会逃跑。

雷姆还安排一辆列车,带来一群从荷兰送来的犹太人,在虚假的欢迎仪式上,雷姆等冲锋队高层官员前往迎接,笑容可掬。雷姆还从车上亲自抱下一个孩子来。影片一结束,一切恢复常态,吉隆回到自己的囚室,那个被雷姆从车上抱下来的孩子,又被送上火车、送到奥斯威辛死亡营。

雷姆的另一个宣传,是他答应了国际红十字会视察特莱津。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他手里有枪,不必担心会出什么“纰漏”。他先确定了红十字会参观的路线,在这一条线路上,他命令加以粉饰。

墙被粉刷了,运来新鲜的面包和蔬菜,甚至运来鲜花抢种。在红十字会到来之前,他亲自参与对囚徒的“甄别”。挑选那些看上去还比较健康的、尤其是容貌可爱的犹太女孩,让他们出现在参观团要走过的地方。甄别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挑出老弱病残。在红十字会预定要来参观的六月,就在他们到达之前,雷姆下令把七千五百名“选下来”的囚徒,送往东方的死亡营“解决”掉,其中,包括一批孤儿。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国际红十字会如期来临,其中还有丹麦红十字会的主席。他们被纳粹引导着,走过一条被粉饰过的线路,遇到被挑选过的囚徒。在街角,有指定的囚徒在那里演奏莫扎特的乐曲。他们遇到的囚徒,都在威胁之下微笑,回答说,他们对特莱津的生活“太满意了”。他们还看到,犹太人是“自治”的,特莱津犹太人委员会是受到纳粹的“充分尊重”的。他们看到,犹太人委员会的赫尔·埃普斯坦博士(HerrEppstein)衣冠楚楚,从汽车里下来,冲锋队的军官还去为他开门。为了这一幕,就在一个星期之前,这些冲锋队员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这位广泛受到犹太人尊敬的埃普斯坦博士,就在红十字会离开的一个月之后,被雷姆下令枪杀了。

雷姆志得意满,“宣传”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你只要阻挡人们知晓一些事实,而夸大另一些事实,甚至制造假象,这个世界的舆论就被你操纵了。不仅今天的国际红十字会被轻易蒙骗了,而且,在将来,人们看到由“犹太人导演拍摄”的特莱津纪录片,不是就真的会以为特莱津是纳粹“送给犹太人的一个礼物”了吗?按照纳粹的宣传: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的士兵在前线艰苦战斗,我们为了犹太人的安全,却特地安排他们集中居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纳粹对这些“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是何等的慷慨。

宣传最怕的是真相的败露。

就在这个时候,纳粹风闻特莱津犹太人艺术家不仅在画风景,还偷偷地画一些“危险”的画,他们的绘画作品很可能记录了特莱津的真相,也可能偷带到外部世界去。于是,在国际红十字会离开仅仅几个星期之后,一场对艺术家的迫害开始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特莱津的四名艺术家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通知他们的是犹太人委员会的人,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也许他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所以,虽然是七月天,他还是对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多穿些衣服。这四名艺术家,是弗利塔(BedrichFritta)、布洛克(FelixBloch)、乌加(OttoUngar)和哈斯(LeoHaas)。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一早,四名艺术家去冲锋队的办公室报到,那里的人告诉他们,雷姆的司令部的秘书,将负责对他们的案子作调查。这时,又有另外两个囚徒前来报到。一个是年轻的建筑师特劳勒(NorbertTroller),他在集中营给许多孩子画过肖像,他是那天临时被通知来报到的,因为是个大热天,他只穿了短袖衣服和凉鞋。另一个被叫来的是斯特拉斯,在这次“出事”的人中间,只有他不是艺术家,可是,他也和艺术有关。斯特拉斯原来是一个商人,他非常热爱艺术,迷恋艺术收藏。在特莱津,他是很少的几个经济条件相对好些的囚徒。因为他有一些不是犹太人的富裕亲戚住在布拉格。他们想方设法给他带些食物、用品和现金进来。而他身为囚徒,却不久就忍不住故态复萌,开始用他的食物和现金,向集中营里的画家们换他们的作品。所以,他在这里悄悄地收集了一些艺术家的画作。

显然,他在特莱津收藏画的事情,并没有瞒住德国人,那年三月份,冲锋队突袭搜查了他的床铺,从他的床垫下搜出几张画,都是风景画。当时,对画作的追查没有进行下去,只是因为迎接国际红十字会,对纳粹来说是更紧急的事情,转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们暂时放下对绘画的追查。斯特拉斯只是得到纳粹的严重警告,不准他以后收藏绘画。

斯特拉斯并没有停止收藏,他只是把画藏到更可靠的地方。他收藏的画中,有十来张画描绘了特莱津的生活,其中几张他还设法托人偷运出去,带给了他在布拉格的亲戚。替斯特拉斯带画出去的,是担任警卫的两兄弟,是捷克人。也许,就是这几张画惹了祸?他当然紧张,在等候的时间里,他们都很紧张,也很发愁。

弗利塔(BedrichFritta)是最初来到特莱津的艺术家们之一。他和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婴孩托马斯,一起来到这里。托马斯生下来不久就进了特莱津,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弗利塔就给孩子画了一大本儿童课本。年轻的弗利塔在集中营里,仍然充满热情地用幽默、精彩的卡通画,把牙牙学语的孩子,尽量和这个集中营环境隔离开来。

哈斯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在集中营里,他总是尽量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一点乐趣。他在孩子们居住的地方,到处贴了各种注意事项,都是艺术化的招贴,让孩子们看到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暖意。

纳粹曾经利用他们的能力,做一些宿舍改建的设计和其他相关的工作。所以,他们几个更容易通过工作,得到一些在特莱津非常紧缺的纸张。他们确实是有意识地在用画笔作记录,他们经常相互说着“暗语”:把这个“写”下来!他们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就像弗利德每堂课后都很小心地把孩子们的画藏起来,他们也很小心地随时把画藏在夹壁墙的间壁之中。弗利塔还弄了一个铁皮箱,在里面藏他们的画。在装满以后,他们把铁皮箱埋进了土里。

四个冲锋队的高层官员,开始了对四名艺术家的侦讯。一开始,他们还和艺术家们谈哲学和艺术史,试图在松懈的气氛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特莱津内部有没有政治组织?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有谁在帮助这些艺术家?他们要找出更多的牺牲品。艺术家们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

失败的审讯终于使得冲锋队官员失去了耐性。在一声大吼之后,是突然的冷场。多年以后,哈斯回忆说,“他们突然撇下我们离开,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再也休想回家了。”不久,来了满卡车的冲锋队员,在卡车上,他们看到了特劳勒、斯特拉斯和他的妻子、布洛克的妻子和他们才五岁的女儿、弗利塔的妻子和他们三岁的儿子托马斯、还有哈斯的妻子。

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乌加是一个性格很敏感的人,他突然哭了。他们都明白,他们前面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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