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水能倒流时,人无再少年。[ 笔趣阁 https://www.bqg.la]
“先生,没错。”格里高利耶夫赞同,悲伤地摇着头继续述说他的故事。
有利诱,也有威胁,他又说了一次。
威胁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属的部会将收到消息,说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赖,如此一来,他将永远无法再获派国外任职。这将毁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业,以及他的婚姻。很严重的威胁。
“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无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来是利诱,而且诱因甚丰。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尽义务,严守机密,他的事业将飞黄腾达,他的出轨行为也会被视而不见。在波恩,他将有机会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跃;他也会得到一笔钱,购买一辆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进口车;同时他也不必再仰赖大使馆的司机,虽然司机大多是“邻居”,但还不够格参与这项大机密。最后,教士说,他会加速升职为领事,以便解释他生活水准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
“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顿,史迈利便说,大家都听见他的笔在纸上疾书的飒飒声。
“不是马上。我先问他两个问题。”格里高利耶夫说,很古怪地有些自鸣得意的味道,“我们学术界的人没那么容易被骗,你了解的。首先,我当然先问他,我们国家安全部派驻在瑞士有那么多人员,为什么不找其中一个来执行这项任务呢?”
“很好的问题。”史迈利很罕见地带着恭贺的态度说,“他怎么回答?”
“这个工作太过机密了。他说,机密就必须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欧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关系。他说,如果照现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个人要负责任。我可不喜欢这样的抬举。”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说,一面对狄·席尔斯基露出一个不太自然的虚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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