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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西贡（第1页）

1969

海上出现一只小船，在黑色的海面上，看上去离我站岗的海岸大约有扔一个手榴弹那么远的距离。它从夜间的迷雾中驶出来。

昨天上午我接到了任务：我要与其他九个人一起在一个海湾的岛屿上站岗。其他人在埋地雷的时候，我负责放哨。我们于凌晨四点出航。在简要的任务介绍中，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注意本土的小船、帆船，以及舢板。那天，平基、米尔斯和我正走去饭堂，海军上尉突然在后面大叫：“谢泼德水兵！别把这次搞砸了。”米尔斯和平基笑了。平基说：“你不能半夜在海湾上盯着船只。”我问为什么，他却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三个人在船上，两个坐两边，一个坐中间。他们戴的尖帽子紧紧扣在头上。他们从远处摇桨而来，手臂优雅地画着弧线。船桨每触动一次水面，便泛起一片涟漪。船桨抬起来，又是一片涟漪，小船便随着波纹前进。坐中间的那人用手抚摸着水面，在他的两腿中间还坐着一个大家伙，似乎又沉又软，蹲坐在地上。小船是黑色的，木制的，不足两英尺高，两角像香蕉一样翘起来。几个人坐得宛如牙签一样笔直，斜眼望着我的信号灯。名单里没有这艘船。

我向空中开了两枪作为警告。

“报上你们的身份！”

几个人举起手来，匆忙之中，一只船桨掉进水里。

小船上的打鱼人是不可信的。在我们的简章里，上尉明确说道，永远不能把他们视为打鱼人。他们仍旧安静地划着船，然后把渔网拾上来，拉出几只手榴弹一样的东西。有的船还带着凝固汽油弹，他们没告诉过我这些，但是米尔斯和平基跟我说过，而我相信他们。

“起立！站起来，把手举起来。”

我听见身后几只靴子重重踩在沙上。米尔斯大吼：“放下！他妈的放下！”但他们手里没拿任何东西。

有一个站起来了，接着第二个。小船在水上摇摇晃晃。又是两声枪响。“我说站起来，他妈的。”

我意识到，这，是我自己的声音——嘶哑而慌乱，我朝他们大声叫着，尽管我知道他们必须缓慢地站起来，而且一次只能站起一个人，否则会翻船。

“他们中间的那个人没站起来！”我瞥了我左边的米尔斯一眼，“他妈的他不站起来！”

我的视线从目标身上移开，永远不要让你的目标离开你的视线。中间的那人终于站起来了，船差点要翻。他蹲下来稳住自己。我几乎要朝他开火了，我差点这么干了。那个人原来是女的，她站得比其他两个人稳当一些。她慢慢转过头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野猴子。

“袋子里装的什么？”我问。他们没有回答。

“他们不会说英语。”米尔斯说。

“他们听得懂。他们不过是在装。把袋子扔了！”我用枪口指着那个袋子说。

我开了第五次警告枪，这一次是打在水里，就在小船旁边。中间那人蹲下，把袋子从船上一边扔了下去。它静静地消失在水里。

“下来。”我说。我的视线一直没离开那女人，她看起来比另外两个要狡猾。假如有必要扔手榴弹的话，她一定是第一个扔的那个。米尔斯招手示意他们继续朝前走，他不时挥舞着手枪。

“赶紧走！他妈的走啊！”

“妈的，谢泼德，他们要走了！”米尔斯说。我没告诉他我脊梁上好像被东西烧了。过去我以为这种疼痛是缘于恐惧，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一种征兆。船上的那个袋子把我的后背点着了。

“赶紧他妈的离开这儿！”我又大喊一声，其中一个打鱼人拿起仅剩的一只船桨开始划动，小船离他们越来越远。

米尔斯摇着脑袋走开了，剩下我一个人驻守在我狭小的领域——海岛边上一条狭长的沙滩地带。我想象那打鱼人的袋子里装的是手榴弹，一个个地飞上沙滩，沙子崩得漫天飞舞。

我斜着眼睛望着眼前的一片黑暗，一团厚重乌黑的云朵在半空中的月亮前飘来荡去，海湾与沙滩在若隐若现的月光下忽明忽暗。现在，月亮又躲在了云后，我只看见实物的大致轮廓：从海水里涌现的高大石块，停泊在海边的我们的小船，跪坐在沙滩上的我的队友们。浅滩上，海龟们用各自的龟壳互相撞击对方，不断发出嘶嘶声。我歪着脑袋，听着有没有人声传来，是否又有船只靠近。

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任务，然后便可以收拾船上的装备从这里回去。我身后，队友们正忙着在沙滩上挖洞。我刚结婚的时候，邻居是一个屠夫，每当我走过他的窗前，他总是在干活。他工作的时候会一边哼唱，于是我以为，他是个快乐的人。听着铲子挖沙土的声音，我便想起了他的屠刀切肉时的声响。

我担心水上的雾气会蔓延至海滩上来，这样我便看不见身边是否有蛇向我爬来。我一直在沙滩上搜寻着它们的身影，脖子都伸疼了。我紧紧抓着手枪上的扳机，轻轻地、缓缓地加大力气，直到手指下的压力再也承受不住，直到满意地放开扳机的那一刻。我点燃了又一根烟。前些日子我给我的妻子——也许我该叫她前妻了——写了一封信，这是将近一年以来我们第一次通信。我想这一次她是彻底与我断绝了，而我永远也不会跟她断绝。

茜茜，她在费城。若是此刻她在她姐姐家中，那么她一定在张口开怀大笑着，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或者她现在更加可能的状态是忧郁地坐在窗前，两手交叉放在腿上。我了解她所有的情绪，以及这些情绪在她面容上相应的表情，可是我害怕那唇、那眼、那脸颊组成的那张我爱的面孔。我从没这样爱过任何其他的东西，我的茜茜。

结婚那天，我们踏过门槛走进新房，一片枫树叶落在客厅的地上。它已经变成了深红色，边上已是紫红。茜茜说秋天是血红与金黄的季节。我拿起枫叶，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血红。”于是我们走到屋外去寻找金黄。我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找到一片黄叶，上面一丁点棕色都没有。我无法想象若是与别人做这样的傻事会是怎样，傻到在大街上一起捡落叶，可是跟她在一起，我一点也不觉得傻。我把金黄的树叶给她，她把它放在那片红叶上，然后用手帕把两片叶子包起来，用熨斗烫平。我们手头没有丝带，于是她在结婚那天穿的裙子边上剪下一条，绑在手帕上，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床底的抽屉里。这只是两年前的事。

天边的云忽卷忽舒，月光洒向整个海滩。这个海湾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一百来个。有的岛屿之间离得非常近，倘若我躺在水里漂浮，我的脚指头能碰着其中一个，而我的头则能碰上它的邻岛。最小的岛屿也就是个小土块，不过巴掌点儿大，但每个岛屿上都开着耀眼的花，我甚至不知道这些是否能被称为花朵，它们如蜡一样光滑，长着刺，光鲜亮丽，宛若霓虹。米尔斯告诉我这个海湾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在最大的一个岛屿上巡逻，岛中央有一整片大森林。我多么希望我能够以另一种方式来欣赏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手里端着枪，船上装满了炸弹。

我不知道米尔斯从哪里弄来这么些啤酒，自打起床号吹响后我们便一直在喝。天边亮起一片微光——该不是星星，因为它太过闪亮；也不是信号光，因为它没有升起来然后熄灭；也不会是飞机，因为它是静止不动的。我从没在天空中见过这么多不能够辨认出来的光亮，平基说这是天上闹鬼了。“天上不可能闹鬼。”我说。“等等你就知道了。”他答道。不一会儿他就笑了，于是我知道他只是在逗我玩。

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东西在闪，我立刻掏出手枪，有东西正从水里迅速接近我。我会把它打得稀巴烂，然后把它做成三明治吃了。它冲出水面了，是条鱼，他妈的飞鱼。它飞出了一百英尺高，接着又潜入海底。我放下手枪，它消失的那片水底，有个黑色凸起的东西在旁边漂浮。它不动，所以想必又是一个小岛。有的岛小得真跟个咖啡桌一样。一定是个小岛，一定是。

我身上有股烟味，还有腐肉的臭味。我闻了闻自己嘴巴里的味道，我的舌头和牙齿跟长了苔藓似的，我想象不到我的呼吸该有多臭。之前我吃了一罐吞拿鱼，几块饼干，有的时候喝点啤酒咖啡。我一天到晚都想吐，已经记不清上一次不想吐的感觉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了。我的胡茬儿长得乱七八糟，胡茬儿底下长了一堆红色的小痘。

我想茜茜肯定认不得我这个样子了，不过也未必，她见过我这么丑的时候。当我重新回到船上以后，我会控制自己的饮食。我会把啤酒省到晚上吃完食堂里的饭再喝。我不跟别人打架，不去船上凑热闹。我想我应该可以做到，把自己调整到最好。曾经我就这样做过，尽管有时候我觉得我只是个长满胡子的醉汉，而当我梳洗干净，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时，我觉得我只是在隐藏真正的自我。

上周我收到了茜茜的来信，她写道：你有个小女儿了，九月十三号生的。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可是她长得太像你了，褐色的眼睛。我不知道现在我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让你做些什么。我本来想保守这个秘密，可是我知道秘密是藏不住的，越是隐藏越是会跳出来。我也不希望我的女儿有一个说谎的妈妈。她现在五个月大了，她的名字叫露西尔。

我是在鸡骨海滩遇见茜茜的。白人们这么称呼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说我们把鸡骨头扔得到处都是。这是亚特兰大城唯一一个黑人可以去的海滩，后来我们也开始这么叫它。多少有些讽刺吧？母亲有一次带我们去了，她整个下午都在摇头咂舌：“好东西在黑人手里就没好过。”她说。那个海滩没有她描述的那样糟糕，我们本身其实也并不肮脏，只是国家不像打扫白人社区那样清理我们所住的地方。海鸥从天上飞下，停在骨头上，它们用嘴啄着骨头，吸收里面的骨髓。海鸥叼剩下的骨头便暴晒于太阳之下，渐渐泛白。我还记得，走路时你必须得小心，不然就会被尖利的骨头碎片扎到脚。那个夏天，路易斯叔叔买了一辆崭新的别克，但他一次只能载我们四个人，他说一车里堆满了黑人不是很得体。

一个推着冰激凌车的男人来来回回地沿着沙滩走，我看见茜茜在他那排队买汽水。她的脸上有一颗棕色的痣，我见到她的第一反应是，即使有了这颗瑕疵，她依然是那么美丽。那时我刚高中毕业，已经交过不少女朋友了，都是有着黄油肤色的女人，大腿粗壮，腰身苗条。茜茜虽然脸上有痣，但她端汽水的样子真迷人，她小心翼翼地捧着，像端一个瓷杯一般。那天我没有跟她说话，但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时间观察，设法想要接近她。我意识到自己必须说点正确积极的话，还要注意我的举止，也许还要再许下一些诺言。我要让她知道我在海军工厂有份不错的工作，是电工的助手。我要把路易斯叔叔的别克借来带她到市区的拉丁赌场去听音乐会；我要替她把凳子拉出来，给她点杯鸡尾酒，然后用罗密欧那种深情的眼神与她相望。等我送她回家，她也许会允许我亲吻她，接下来不出几个星期她就是我的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下个星期就开始行动。

下个周六到了，她没有来。我一边喝着汽水，一边跟我的朋友们大笑，但我的眼神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寻找她的身影。我越是看不见她，越觉得这个海滩肮脏。太阳太过刺眼，海滩上全是人，一个个汗流浃背。我从沙滩这头走到那一头，尽管不是很长，但也足以让我的鞋底磨破，我的鼻子、肩膀都已晒得通红。海鸥的叫声让我烦躁，我的心情糟透了，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出来。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星期我都在试图说服自己，我的感受仅仅是失望而已，错过了跟一个好女孩在后座上胡混的机会而已。又到了下个周六，她仍然没有来，我感到太阳穴一阵晕眩。

那个星期，我到处询问她的名字，她住哪里。非常不容易，因为她不住在我们那一片。我坐车到了南费城，以前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一直都待在一个城市，从来没有外出过。我还记得我很惊讶，那里居然是如此安静，如此整洁的小区。来之前，我想象那里是垃圾满天飞，街道上都是衣衫褴褛的黑人。茜茜开了门，我一见到她便摘下帽子。她在窗户那一边看着我，我手里拿着帽子，对她说：“我是富兰克林·谢泼德。很抱歉打扰你，我在亚特兰大城的海滩见到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找个晚上出来走走。”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但那天站在她面前，我的脑袋已经空了，我能够想出来的词就是这些老套的乡村的东西。她笑笑，点点头，让我周五晚上再过来，于是我去了。那年，我19岁，茜茜22岁。六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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