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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话不算多，其中信息量却让毕文谦心里掀起了颇为不小的波澜……
不过，更让毕文谦在意的是，究竟是何等要紧的事情，让黎华忙到连成立这样的银行的事情，都不亲自来和自己说？
然而，疑问只能吞在肚子里。毕文谦把剩下的水一口喝干，起身续杯，顺便走到窗前，看着窗棂外面略模糊的大槐树，那树干上约莫是小虎“虎踞”的身影，以及，东厢房来自艾静的窗边书桌上的橘黄的台灯光。
地方富中央穷，在毕文谦上辈子知道的“历史”中，得是90年代税制改革才改变的局面。而所谓地方货币……这简直是分·裂国家主权，自我膨胀到作死的典型。如果是想改变这样的事情，人民银·行参与进来，倒并不奇怪了……
可问题是，着手这样的问题，即使是人民银·行，份量也是不够的……吧？
盘算许久，毕文谦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放下水杯，把红木镇纸拿在手里。
面前的材料不薄，纯白的封皮，毕文谦并没有翻开它。
“地方富，中央穷。这是新中国建立最初的税制导致的结果。这样的制度，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底子薄，既没有太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足够的计划能力，去做国家级的巨型工程。所谓的地方，其实指的是以省为单位。我们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和复杂性，其实是可以等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个阶段，这样的税收体制，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的。而在70年代中期，我们在全国人民的辛勤建设中，初步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旧有的税制，随着我们中国继续持续不断的发展，必然会渐渐弊大于利。国家级工程是一个大国高速发展必然的需要，这决不是地方富、中央穷的税收体制能够满足的。在这一块儿，的确有改革的必要性。”
“而国企三角债、小金库等等问题的产生，一大原因就是国家对国企的经济情况的掌握，并不充分。现在大多数国企，并不是中央直接领导，而是和现有的税收体制配套，建立在以省为负责对象的基础之上。这同样是需要在发展中渐渐改变的。建立一个隶属于人民银·行的银行，把对国企员工的薪资发放权归于中央，一方面能够让中央对国企的经济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减少三角债产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可能杜绝小金库的产生。而更重要的是，就像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亲手发军饷一样，由中央性质的机构对基层工人直接发放薪资，可以让工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加深。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信息集散、处理能力，仍然不能做到对全国国企的运营发展做出明确的规划和指导，而如果只在文华公司的范围内……虽然我一直没有过问过究竟有多少企业和文华公司有着交集，但无论是多少，这个计划中的银行一旦成立，那么一个新的国企集团，就会在中国确立了。这样一个在资本运作中直接向上和中央对接，向下和一线工人对接的集团，很可能逐渐碾压那些顶多以省为负责对象的绝大多数国企……”
“换句话说，这样下去，也许只需要十几、二十年，顶着文华公司名字的国企集团，将成为一个巨无霸的经济体，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别的国企在竞争中失败，被吸收，甚至被破碎——这样的过程，必然逐渐酿起不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的怨气。”
“小晓琳……黎华、万鹏、王京云、刘三剑，还有你和大晓琳，以及其他那些将要进入文华公司的人，真的对这一切，有着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吗？”
一席话以疑问结尾，经理办公室里格外安静。
突然，小晓琳把小本本夹在手里，鼓起掌来：“经理，你果然是黎副经理的师父！”
而陈源，也透过眼睛闪着跃跃的目光，似乎想说什么。
毕文谦却摆了摆手，把另一只手里的红木镇纸放回桌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小晓琳，我说的这些，的确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
“那么，毕经理，你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终于，陈源微微前倾着身子，忍不住开口了。
毕文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喝了一口水。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可以更好的发现和杜绝国企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但集体领导在人浮于事的环境下，很容易陷入派系斗争之中，甚至是政·治挂帅，却是各说各话的政治的境地，企业的效率必然会下滑，甚至是一落千丈。而我在从爱尔兰回来这些天，看了今年4月通过的《企业法》，它在86年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度改革，成为了彻底的厂长负责制，它给予了厂长经营决策权、指挥权和用人权，以及职工奖惩权、拒绝摊派权、提请复议权。这样的制度，肯定能够让厂长的决策畅通无阻，在理论上，企业的效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激发。可问题是，我们整个国家，有多少国企？我们整个国家，又有多少合格的厂长？既有能力带领一个厂高速发展，又有操守不去以权谋私？而且，我们，真的有能力把合格的厂长选拔出来，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做到知人善任吗？答案很明显——那不可能！如果我们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真的能够做到这些，那我们根本就用不着搞什么厂长负责制，甚至连市场经济都不必那么急切地探索了！这就像是在说冷兵器时代最强的部队是装备板甲一样——要是有生产力大规模地装备板甲，早就已经是热兵器时代了！说白了，人浮于事才是问题的根本，合格干部的绝对数量和选拔的问题是厂长负责制无解的死结。”
“我不知道这部《企业法》是谁力推，是谁最终拍板的。但我知道，这样的人，要么是不接地气的书生，要么是被人架空糊弄的橡皮图章，要么，就是外国策反的间谍了。”毕文谦越说，越想起了上辈子听闻过，见识过的一些事情，口吻越来越笃定而沉重，“这样的厂长负责制，在现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的确能够从宏观层面上产生比分工负责制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它会在制度上为少数人侵吞、瓜分国有资产提供难以制衡的机会，会随着时间不断发酵成动摇国本的腐败。这……是会有历史责任的。”
小晓琳又一次见识了毕文谦那令人难以言喻的自信。但这一次，她只觉得心底发寒的恐惧。而旁边的陈源，脸上也是如水泥般的凝重。
“经理……”
“算了，我只能指出厂长负责制在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必然会酿成的恶果，但我并没有真正深入过不同地区、行业的国企了解过具体的情况，我也提不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毕文谦摇着头，叹了一口气，“即使你们非要问，我也只能说，86年开始尝试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值得继续探索下去。而关于建立银行的计划，虽然也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但至少，比厂长负责制什么的，要靠谱得多。”
nbsp; 话不算多，其中信息量却让毕文谦心里掀起了颇为不小的波澜……
不过，更让毕文谦在意的是，究竟是何等要紧的事情，让黎华忙到连成立这样的银行的事情，都不亲自来和自己说？
然而，疑问只能吞在肚子里。毕文谦把剩下的水一口喝干，起身续杯，顺便走到窗前，看着窗棂外面略模糊的大槐树，那树干上约莫是小虎“虎踞”的身影，以及，东厢房来自艾静的窗边书桌上的橘黄的台灯光。
地方富中央穷，在毕文谦上辈子知道的“历史”中，得是90年代税制改革才改变的局面。而所谓地方货币……这简直是分·裂国家主权，自我膨胀到作死的典型。如果是想改变这样的事情，人民银·行参与进来，倒并不奇怪了……
可问题是，着手这样的问题，即使是人民银·行，份量也是不够的……吧？
盘算许久，毕文谦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放下水杯，把红木镇纸拿在手里。
面前的材料不薄，纯白的封皮，毕文谦并没有翻开它。
“地方富，中央穷。这是新中国建立最初的税制导致的结果。这样的制度，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底子薄，既没有太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足够的计划能力，去做国家级的巨型工程。所谓的地方，其实指的是以省为单位。我们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和复杂性，其实是可以等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个阶段，这样的税收体制，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实际情况的。而在70年代中期，我们在全国人民的辛勤建设中，初步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旧有的税制，随着我们中国继续持续不断的发展，必然会渐渐弊大于利。国家级工程是一个大国高速发展必然的需要，这决不是地方富、中央穷的税收体制能够满足的。在这一块儿，的确有改革的必要性。”
“而国企三角债、小金库等等问题的产生，一大原因就是国家对国企的经济情况的掌握，并不充分。现在大多数国企，并不是中央直接领导，而是和现有的税收体制配套，建立在以省为负责对象的基础之上。这同样是需要在发展中渐渐改变的。建立一个隶属于人民银·行的银行，把对国企员工的薪资发放权归于中央，一方面能够让中央对国企的经济情况有更清晰的了解，减少三角债产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可能杜绝小金库的产生。而更重要的是，就像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亲手发军饷一样，由中央性质的机构对基层工人直接发放薪资，可以让工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加深。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信息集散、处理能力，仍然不能做到对全国国企的运营发展做出明确的规划和指导，而如果只在文华公司的范围内……虽然我一直没有过问过究竟有多少企业和文华公司有着交集，但无论是多少，这个计划中的银行一旦成立，那么一个新的国企集团，就会在中国确立了。这样一个在资本运作中直接向上和中央对接，向下和一线工人对接的集团，很可能逐渐碾压那些顶多以省为负责对象的绝大多数国企……”
“换句话说，这样下去，也许只需要十几、二十年，顶着文华公司名字的国企集团，将成为一个巨无霸的经济体，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会有许许多多的别的国企在竞争中失败，被吸收，甚至被破碎——这样的过程，必然逐渐酿起不同的人直接或者间接的怨气。”
“小晓琳……黎华、万鹏、王京云、刘三剑，还有你和大晓琳，以及其他那些将要进入文华公司的人，真的对这一切，有着足够的认识和准备吗？”
一席话以疑问结尾，经理办公室里格外安静。
突然，小晓琳把小本本夹在手里，鼓起掌来：“经理，你果然是黎副经理的师父！”
而陈源，也透过眼睛闪着跃跃的目光，似乎想说什么。
毕文谦却摆了摆手，把另一只手里的红木镇纸放回桌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小晓琳，我说的这些，的确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但却不是问题的根本。”
“那么，毕经理，你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终于，陈源微微前倾着身子，忍不住开口了。
毕文谦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喝了一口水。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可以更好的发现和杜绝国企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漏洞，但集体领导在人浮于事的环境下，很容易陷入派系斗争之中，甚至是政·治挂帅，却是各说各话的政治的境地，企业的效率必然会下滑，甚至是一落千丈。而我在从爱尔兰回来这些天，看了今年4月通过的《企业法》，它在86年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再度改革，成为了彻底的厂长负责制，它给予了厂长经营决策权、指挥权和用人权，以及职工奖惩权、拒绝摊派权、提请复议权。这样的制度，肯定能够让厂长的决策畅通无阻，在理论上，企业的效率可以得到极大的激发。可问题是，我们整个国家，有多少国企？我们整个国家，又有多少合格的厂长？既有能力带领一个厂高速发展，又有操守不去以权谋私？而且，我们，真的有能力把合格的厂长选拔出来，放到最适合的位置上，做到知人善任吗？答案很明显——那不可能！如果我们的信息集散和处理能力真的能够做到这些，那我们根本就用不着搞什么厂长负责制，甚至连市场经济都不必那么急切地探索了！这就像是在说冷兵器时代最强的部队是装备板甲一样——要是有生产力大规模地装备板甲，早就已经是热兵器时代了！说白了，人浮于事才是问题的根本，合格干部的绝对数量和选拔的问题是厂长负责制无解的死结。”
“我不知道这部《企业法》是谁力推，是谁最终拍板的。但我知道，这样的人，要么是不接地气的书生，要么是被人架空糊弄的橡皮图章，要么，就是外国策反的间谍了。”毕文谦越说，越想起了上辈子听闻过，见识过的一些事情，口吻越来越笃定而沉重，“这样的厂长负责制，在现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的确能够从宏观层面上产生比分工负责制更好的经济效益，但它会在制度上为少数人侵吞、瓜分国有资产提供难以制衡的机会，会随着时间不断发酵成动摇国本的腐败。这……是会有历史责任的。”
小晓琳又一次见识了毕文谦那令人难以言喻的自信。但这一次，她只觉得心底发寒的恐惧。而旁边的陈源，脸上也是如水泥般的凝重。
“经理……”
“算了，我只能指出厂长负责制在我们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必然会酿成的恶果，但我并没有真正深入过不同地区、行业的国企了解过具体的情况，我也提不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毕文谦摇着头，叹了一口气，“即使你们非要问，我也只能说，86年开始尝试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值得继续探索下去。而关于建立银行的计划，虽然也远远不是十全十美，但至少，比厂长负责制什么的，要靠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