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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锦衣卫和东厂是朕的刀，是皇家的刀，若是没有刀，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朱由校点头道。
韦宝这才知道，朱由校不像想象中的那般啥都不管，实际上，朱由校虽然花了许多时间在木工活上，但是对于朝局还是很关心的，并不是魏忠贤一手遮天的局面。
朱由校之所以今天没有一上来就治韦宝的罪，也是因为韦宝这两个月里面贡献了好几笔银子给大内的内帑！这让朱由校很高兴，他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银子过。
韦宝两个月内贡献的银子已经超过了50万两，这么大的一笔数目，对于朱由校来说，简直如同天文数字。
“陛下，您必须认识到“野史记闻”对皇权的威胁性，特别在东林党一干大臣弹劾魏公公的大案之后，“诽谤皇帝”和“谋反大逆”直接挂钩，他们不单单是在诽谤魏公公，也是在诽谤陛下！所以，微臣认为，高效的文字狱代替低效的厂卫制度，势在必行！陛下要充分认识到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重要性，不要让都察院和大理寺只是作为三法司会审的时候的摆设。”
“文字狱？”朱由校口中重复了一遍。
魏忠贤、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则将这三个字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韦宝不是到了没办法解开朱由校想惩办他带人打了锦衣卫的这个难题的情况下，其实是不想端出来这个法宝的。
韦宝其实早就想到过如何削弱厂卫制度这一点。
如果今天韦宝是大宦官，或者是皇帝，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但今天韦宝是一个大臣，他不喜欢厂卫制度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喜欢头顶悬了一把剑。
在原来的历史中。
在顺治康熙时代，文字狱止于“诽谤本朝”。
而到了雍正时期开始以文字狱打击权臣，年羹尧就是从“夕惕朝乾”四个字入手定罪。
乾隆把“诽谤皇帝”扩大到“质疑君德”，又把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加入到“大逆不道”中，成功的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言论控制。
乾隆的确很聪明，擅长“举一反三”，“洞见玄微”，臣民只能把乾隆当成永不犯错的圣主来颂扬，皇室生活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不允许任何的怀疑，讨论，询问，甚至拍马屁也要按照指定模板，自由发挥一样会掉脑袋。
同样大清朝也是天下最完美的统治，大清朝的臣民只应该赞颂，不应该怀念前朝，大清朝的发型，衣服，制度都是不能怀疑的。
甚至大清朝人的命运，也是幸运到了极致，不应有任何牢骚，凡有自觉“怀才不遇”的，就可能是诽谤圣朝，罪同谋反。
关系走的近了，那叫朋党，也是死罪。
这时候谁还要厂卫这种低效机构？
厂卫虽然不走通常的刑部程序，但也有必须的程序，需要人证物证，人证还可能发起倔强来死也不招，物证也可能做得不细，给人留下把柄，导致想杀的人杀不了，想抓的人抓不到。
所以叫低效。
文字狱就容易多了，把文官家一翻，带字带画的东西都拿出来，按乾隆爷的思路办，十个有八个都是大逆应该族诛的罪行，到时候乾隆想咋办就咋办。
胡中藻在皇后死后写颂诗，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来这是一句正常的悼亡诗，但是在乾隆看来，这是在污蔑皇后干政。
有个酸文人认为有人看不起他，纠集学生打人。乾隆认为“开朋党之风”，斩立决。
尤其恐怖的是，精神病人不能免罪，甚至不能免去连坐罪。你亲戚朋友疯了写大逆不道的言语，你是要负责的。
你就是瞎子没看过，或者文盲看不懂，也是有罪的。
疯子丁文彬，自以为是大夏皇帝，说衍圣公是自己老丈人。这种疯子在其他朝不过是乱棍打出，在乾隆朝就成了谋反大逆，丁文彬自己凌迟，他不识字的兄弟也都问斩。
瞎子卓天柱，因为收藏了祖父的诗集，办案督抚也认定“双目青盲未见诗集内悖逆语句”，但是最后仍然斩决。
这么看，韦宝觉得魏公公办杨涟的案子，太失败。
有了马克沁，谁还用什么鸟枪。
满清自带八旗贵胄入关，就如同带了数万自己人，而且都是带有特工属性的自己人，安插他们到关键岗位把汉官管得死死的。
汉族地主阶级这时候才大呼上当，真以为满清跟大元一样搞粗放式管理呢。
清代有尚虞备用处，也就是粘杆处、血滴子，全都是妥妥的特务机关。
只不过“自带基本盘入关”，弱化了对纯特务机关的需求和依赖。
军机处是小圈子治国、小黑屋决策、秘书政治。
就是直接踢开官僚机构，皇帝跑去别处另组班子决策，参与的官僚基本“秘书化”，几乎无决策权都是“跪奏笔录”。
崇祯对群臣掌控力崩坏的根本原因是崇祯性格缺陷。
王朝末期官僚吃空朝廷是普遍现象，如果想中兴就得拉一批打另一批。
但崇祯性格缺陷明显，不愿意负责反而让臣子替他说话，那么谁按照皇上意思说话一旦被朝臣抨击，崇祯就不说话了甚至会处死，这谁还敢跟崇祯混？
过去丞相权力很大，这反而容易分化丞相与普通朝臣的关系，让其相互制衡。
内阁大臣、首辅在法统上并不是百官之首，反而是“秘书处”，只是成为一级机关的产物。
那么阁臣没必要得罪朝臣，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一旦皇帝水平差就容易变成光杆司令。
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设立和明朝一样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
但是，类似的机构或者说制度还是有的。
满清入关之初，天下还未坐稳，李自成，张献忠，南明政权，都是心腹巨患。
外患未除，自然是没有心情除内乱了。因此，顺治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务机构。
到了康熙年间，天下坐稳了，南明剿灭了，朱由榔被杀了，只有郑氏一门孤悬海外，但是已成强弩之末，要威胁大清，怕是也难了。
日子过好了，外患已除，是时候除内乱了。
于是，康熙搞了个制度，即密折专奏制度。
在这之前要是想上奏皇帝，首先要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从九品，从八品这些小官也经常给皇上上奏，那皇帝根本看不过来。
其次，要经过中央各部和内阁，比如你要钱的，就得经过户部，然后经过内阁，最后交给皇上。
要打仗了，边关告急，要告诉兵部，然后交到内阁，内阁再给皇上。这个过程中，很多折子就石沉大海了。
因为说不定内阁觉得这破事也需要告诉皇上？这破事也敢告诉皇上？这破事也能告诉皇上？于是，皇上就看不见了。
皇帝对下面的情况自然不太清楚。
康熙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越过各部和内阁，直接交给皇上。
地方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随时递密折。
密折内容也不限，报灾，请安，邀功，请罪，告状，弹劾，甚至是想皇上了，都可以。
这样，对地方控制就大大加强了。
而且减少了作弊风险，因为一个人再牛，也不可能搞定所有官员。
总有人和你不是一条心，一纸密折告你一状，皇上就知道了。
清朝加强皇权，不太靠特务。
因为吸取了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
雍正搞了军机处，军机大臣类似于皇帝秘书，没有固定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
直接在皇帝领导下，圣旨也不经过内阁了，而是直接由军机处发给大臣。
军机大臣跪奏笔录，那是妥妥的皇上的忠实奴才。
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才废除，那时候大清都要完蛋了。
至于控制舆论，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空前绝后。文字狱就是干这个的，犯了事的人有时还不知道自己咋犯事了呢，就因为某句话，或者某个字，犯了忌讳。
关键这个忌讳不忌讳的没有明示，说你犯了就是犯了。
当然，韦宝不会没事找事说这么多，端出一个文字狱，在韦宝看来已经足够了。
要不然，大明的皇帝的确是太软了一点。
“韦爱卿，你再详细说说。”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陛下，就以现在的杨涟左光斗案子... -->>
“不错，锦衣卫和东厂是朕的刀，是皇家的刀，若是没有刀，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朱由校点头道。
韦宝这才知道，朱由校不像想象中的那般啥都不管，实际上，朱由校虽然花了许多时间在木工活上，但是对于朝局还是很关心的，并不是魏忠贤一手遮天的局面。
朱由校之所以今天没有一上来就治韦宝的罪，也是因为韦宝这两个月里面贡献了好几笔银子给大内的内帑！这让朱由校很高兴，他手里，从来没有这么多银子过。
韦宝两个月内贡献的银子已经超过了50万两，这么大的一笔数目，对于朱由校来说，简直如同天文数字。
“陛下，您必须认识到“野史记闻”对皇权的威胁性，特别在东林党一干大臣弹劾魏公公的大案之后，“诽谤皇帝”和“谋反大逆”直接挂钩，他们不单单是在诽谤魏公公，也是在诽谤陛下！所以，微臣认为，高效的文字狱代替低效的厂卫制度，势在必行！陛下要充分认识到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重要性，不要让都察院和大理寺只是作为三法司会审的时候的摆设。”
“文字狱？”朱由校口中重复了一遍。
魏忠贤、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则将这三个字在心里重复了一遍。
韦宝不是到了没办法解开朱由校想惩办他带人打了锦衣卫的这个难题的情况下，其实是不想端出来这个法宝的。
韦宝其实早就想到过如何削弱厂卫制度这一点。
如果今天韦宝是大宦官，或者是皇帝，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但今天韦宝是一个大臣，他不喜欢厂卫制度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人喜欢头顶悬了一把剑。
在原来的历史中。
在顺治康熙时代，文字狱止于“诽谤本朝”。
而到了雍正时期开始以文字狱打击权臣，年羹尧就是从“夕惕朝乾”四个字入手定罪。
乾隆把“诽谤皇帝”扩大到“质疑君德”，又把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加入到“大逆不道”中，成功的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言论控制。
乾隆的确很聪明，擅长“举一反三”，“洞见玄微”，臣民只能把乾隆当成永不犯错的圣主来颂扬，皇室生活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不允许任何的怀疑，讨论，询问，甚至拍马屁也要按照指定模板，自由发挥一样会掉脑袋。
同样大清朝也是天下最完美的统治，大清朝的臣民只应该赞颂，不应该怀念前朝，大清朝的发型，衣服，制度都是不能怀疑的。
甚至大清朝人的命运，也是幸运到了极致，不应有任何牢骚，凡有自觉“怀才不遇”的，就可能是诽谤圣朝，罪同谋反。
关系走的近了，那叫朋党，也是死罪。
这时候谁还要厂卫这种低效机构？
厂卫虽然不走通常的刑部程序，但也有必须的程序，需要人证物证，人证还可能发起倔强来死也不招，物证也可能做得不细，给人留下把柄，导致想杀的人杀不了，想抓的人抓不到。
所以叫低效。
文字狱就容易多了，把文官家一翻，带字带画的东西都拿出来，按乾隆爷的思路办，十个有八个都是大逆应该族诛的罪行，到时候乾隆想咋办就咋办。
胡中藻在皇后死后写颂诗，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来这是一句正常的悼亡诗，但是在乾隆看来，这是在污蔑皇后干政。
有个酸文人认为有人看不起他，纠集学生打人。乾隆认为“开朋党之风”，斩立决。
尤其恐怖的是，精神病人不能免罪，甚至不能免去连坐罪。你亲戚朋友疯了写大逆不道的言语，你是要负责的。
你就是瞎子没看过，或者文盲看不懂，也是有罪的。
疯子丁文彬，自以为是大夏皇帝，说衍圣公是自己老丈人。这种疯子在其他朝不过是乱棍打出，在乾隆朝就成了谋反大逆，丁文彬自己凌迟，他不识字的兄弟也都问斩。
瞎子卓天柱，因为收藏了祖父的诗集，办案督抚也认定“双目青盲未见诗集内悖逆语句”，但是最后仍然斩决。
这么看，韦宝觉得魏公公办杨涟的案子，太失败。
有了马克沁，谁还用什么鸟枪。
满清自带八旗贵胄入关，就如同带了数万自己人，而且都是带有特工属性的自己人，安插他们到关键岗位把汉官管得死死的。
汉族地主阶级这时候才大呼上当，真以为满清跟大元一样搞粗放式管理呢。
清代有尚虞备用处，也就是粘杆处、血滴子，全都是妥妥的特务机关。
只不过“自带基本盘入关”，弱化了对纯特务机关的需求和依赖。
军机处是小圈子治国、小黑屋决策、秘书政治。
就是直接踢开官僚机构，皇帝跑去别处另组班子决策，参与的官僚基本“秘书化”，几乎无决策权都是“跪奏笔录”。
崇祯对群臣掌控力崩坏的根本原因是崇祯性格缺陷。
王朝末期官僚吃空朝廷是普遍现象，如果想中兴就得拉一批打另一批。
但崇祯性格缺陷明显，不愿意负责反而让臣子替他说话，那么谁按照皇上意思说话一旦被朝臣抨击，崇祯就不说话了甚至会处死，这谁还敢跟崇祯混？
过去丞相权力很大，这反而容易分化丞相与普通朝臣的关系，让其相互制衡。
内阁大臣、首辅在法统上并不是百官之首，反而是“秘书处”，只是成为一级机关的产物。
那么阁臣没必要得罪朝臣，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一旦皇帝水平差就容易变成光杆司令。
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设立和明朝一样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
但是，类似的机构或者说制度还是有的。
满清入关之初，天下还未坐稳，李自成，张献忠，南明政权，都是心腹巨患。
外患未除，自然是没有心情除内乱了。因此，顺治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务机构。
到了康熙年间，天下坐稳了，南明剿灭了，朱由榔被杀了，只有郑氏一门孤悬海外，但是已成强弩之末，要威胁大清，怕是也难了。
日子过好了，外患已除，是时候除内乱了。
于是，康熙搞了个制度，即密折专奏制度。
在这之前要是想上奏皇帝，首先要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从九品，从八品这些小官也经常给皇上上奏，那皇帝根本看不过来。
其次，要经过中央各部和内阁，比如你要钱的，就得经过户部，然后经过内阁，最后交给皇上。
要打仗了，边关告急，要告诉兵部，然后交到内阁，内阁再给皇上。这个过程中，很多折子就石沉大海了。
因为说不定内阁觉得这破事也需要告诉皇上？这破事也敢告诉皇上？这破事也能告诉皇上？于是，皇上就看不见了。
皇帝对下面的情况自然不太清楚。
康熙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越过各部和内阁，直接交给皇上。
地方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随时递密折。
密折内容也不限，报灾，请安，邀功，请罪，告状，弹劾，甚至是想皇上了，都可以。
这样，对地方控制就大大加强了。
而且减少了作弊风险，因为一个人再牛，也不可能搞定所有官员。
总有人和你不是一条心，一纸密折告你一状，皇上就知道了。
清朝加强皇权，不太靠特务。
因为吸取了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
雍正搞了军机处，军机大臣类似于皇帝秘书，没有固定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
直接在皇帝领导下，圣旨也不经过内阁了，而是直接由军机处发给大臣。
军机大臣跪奏笔录，那是妥妥的皇上的忠实奴才。
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才废除，那时候大清都要完蛋了。
至于控制舆论，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空前绝后。文字狱就是干这个的，犯了事的人有时还不知道自己咋犯事了呢，就因为某句话，或者某个字，犯了忌讳。
关键这个忌讳不忌讳的没有明示，说你犯了就是犯了。
当然，韦宝不会没事找事说这么多，端出一个文字狱，在韦宝看来已经足够了。
要不然，大明的皇帝的确是太软了一点。
“韦爱卿，你再详细说说。”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陛下，就以现在的杨涟左光斗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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