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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丘明的脑洞、假设和推演，都很完美。
不过，法庭终究是要讲证据的地方。
毕竟，当初津门法院判“王H打假败诉案”时，王H究竟算不算职业打假人、他去买假货后求赔偿属不属于“知假买假，以求偿为动机才购物，并非以消费为动机购物”，并不是真如外行人脑补的那样，只要代表商家利益的律师动动嘴皮子就行的。
比如在刑法领域讲究“主客观相统一”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犯事儿时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还是无过错的意外事件，那都不是凭嫌疑犯自己说说就算的。
如果客观行为模式、证据要件显示你是故意，你说自己是过失也没用。
民法领域虽然没有“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道理也是一样的。
所以，哪怕马和纱暂时因为杜丘明的搅浑水而微微慌乱，但为她提供后盾的虞美琴，思路却始终很是清晰。
而且，虞美琴的应对，始终没有急躁，而是一步一个节奏，踩得稳稳的。
明明手头有实质性的反击素材，她也依然按部就班，先把程序性的反击素材按顺序用一遍，一点不浪费。
“姐哪怕优势巨大都不会贸然平A过去的。”虞美琴默默想道。
终于，轮到她陈述意见了。
虞美琴沉稳地说：“尊敬的审判长，我提请法庭注意：原告方律师刚才说了那么多，无非是对我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无端揣测。但我此前并没有在一审环节原告方提交的证据中，发现任何可以用于证明这一要素的材料。
根据《民事诉讼法》，在二审中无正当理由不得提出新证据，即使提出新证据，二审法院也不应当直接当庭改判。所以，我申请审判长裁定原告方提交的额外诉求不予考虑。”
虞美琴这番话一说完，场内的记者也基本都能听懂，因为这条法理很通俗，平时做这方面报道的外行人，见多了也都懂了。
无非就是“为了防止在终审中证据偷袭，所以一般不允许二审才提出新证据”。
只不过，作为记者，他们不太可能自主想到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调用这一法条反击。最多只是在虞美琴报出答案后，捧脸高呼“搜跌死奶”。
如果再事后诸葛亮一点，拍大腿喊“那撸货多”也行。
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转向杜丘明：“请原告方代理人陈述追加证据的正当理由，如无法陈述，本庭将裁定不予受理。”
杜丘明也深呼吸了几口，沉稳地答道：“尊敬的审判长，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二审在遇到实质性新证据时，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该直接改判，但这不等于二审不需要审查这些证据。
如果本庭审查新证据后，认定足以影响原判决的，才需要发回重审。如果新证据不足以影响原判决，可以直接维持原判。所以我方认为就我上一阶段提出的事实进行质证很有必要。
其次，关于举证期限问题，我方申请认定——因被告人在一审时，故意临近举证期限届满时，才突然提交答辩状并提出反诉。因此，对于被告反诉的相关证据搜集工作，我方在一审中实际并未得到满额的证据搜集时间。而此次额外提交的证据，在二审答辩状提出时我方就一并提交了，故申请本庭裁定证据有效。”
他的这个应对，看台上的看客们就觉得稍微有些晦涩了。
虽然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有法条或者解释支持的，但是平时被调用的机会很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二审发现有新证据就发回重审”这个原则，其实是不精确的。
准确来说，应该是“二审发现新证据后，先大致看一下，如果这个证据可以让判决变化，那才是发回重审。如果虽然有新证据、证据也有效、且与案情相关。但审查完后，发现不足以改变判决，那二审就没必要费事儿发回重审了，直接维持原判就行”。
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的证据偷袭，要发回重审。但偷袭失败的，就直接维持原判”。
问题是，你都偷袭失败了，还干嘛非要坚持让人看一遍呢？这不就相当于你明知某一次攻击会MISS，还非要空砍这一刀么。
比喻或许不太恰当，但道理差不多就是这样。
至于后面杜丘明说的他们那方有理由延期追加证据，虽然不能说是稳扎稳打，但好歹有其道理，就看审判长怎么说了。
“被告代理人是否需要对上述陈述表示反对？”审判长礼貌性地转向虞美琴问了一句。
这个时候，虞美琴就不太适合再纠缠了。
她大概也意识到，杜丘明是想尽量把水搅浑，就算最后无效，也把马和纱、冯见雄在社会舆论层面抹黑成碰瓷的。
毕竟，这个官司的关键，在于苹果公司的商誉，而不是什么有形资产的损失。
所以，哪怕官司判决下来了，社会舆论的印象也还是很重要的。
哪怕法官不判马和纱是碰瓷的，要是审判过程细节流传到社会上，给果粉们找到一个自嗨的意淫点，让他们自行脑补，那还是可以为苹果挽回一些东西的。
反正这些肮脏的东西没什么好多描述的。
一番确认之后，双方开始就“马和纱主观心态上是不是来碰瓷的”这个点展开质证。
杜丘明举出了一些二审提交列表上的证据。
当然，要证明一个人的主观心态是很难的，所以只有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直接证据就只有盘问被告人的证词了，但马和纱只要不说漏嘴，训练有素，杜丘明是问不出干货来的。）
杜丘明循序渐进地开始恶心人：“我方通过华夏联通江南省分公司，调取到了两份被告人马和纱小姐实名注册电话卡的消费记录。
其中一个号码的消费记录期间，涵盖去年1月至今年4月。另一个号码的消费记录期间涵盖去年7月至今年4月。
从这些证据里可以看出，马和纱小姐此前多年都是华夏联通的用户，已经有了一个联通网段的号码。而且请注意，那个号码的UIM卡恰好是可以向下兼容、使用到IPHONE-3GS手机中的。
可是，去年7月后，她为了使用IPHONE，却特地又办了一张新卡，在IPHONE-3GS上破解后发微博。与此同时，我们从这些记录里面可以看出，她用于发微博的这张电话卡，几乎没有短信消费、通话消费。所有日常消费依然产生在旧卡上，甚至旧卡上还有运营商代扣的网络游戏充值消费记录。
我们还有相关的明细，总而言之，... -->>
杜丘明的脑洞、假设和推演，都很完美。
不过，法庭终究是要讲证据的地方。
毕竟，当初津门法院判“王H打假败诉案”时，王H究竟算不算职业打假人、他去买假货后求赔偿属不属于“知假买假，以求偿为动机才购物，并非以消费为动机购物”，并不是真如外行人脑补的那样，只要代表商家利益的律师动动嘴皮子就行的。
比如在刑法领域讲究“主客观相统一”的时候，判断一个人犯事儿时的主观心态，是故意还是过失，还是无过错的意外事件，那都不是凭嫌疑犯自己说说就算的。
如果客观行为模式、证据要件显示你是故意，你说自己是过失也没用。
民法领域虽然没有“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道理也是一样的。
所以，哪怕马和纱暂时因为杜丘明的搅浑水而微微慌乱，但为她提供后盾的虞美琴，思路却始终很是清晰。
而且，虞美琴的应对，始终没有急躁，而是一步一个节奏，踩得稳稳的。
明明手头有实质性的反击素材，她也依然按部就班，先把程序性的反击素材按顺序用一遍，一点不浪费。
“姐哪怕优势巨大都不会贸然平A过去的。”虞美琴默默想道。
终于，轮到她陈述意见了。
虞美琴沉稳地说：“尊敬的审判长，我提请法庭注意：原告方律师刚才说了那么多，无非是对我方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进行无端揣测。但我此前并没有在一审环节原告方提交的证据中，发现任何可以用于证明这一要素的材料。
根据《民事诉讼法》，在二审中无正当理由不得提出新证据，即使提出新证据，二审法院也不应当直接当庭改判。所以，我申请审判长裁定原告方提交的额外诉求不予考虑。”
虞美琴这番话一说完，场内的记者也基本都能听懂，因为这条法理很通俗，平时做这方面报道的外行人，见多了也都懂了。
无非就是“为了防止在终审中证据偷袭，所以一般不允许二审才提出新证据”。
只不过，作为记者，他们不太可能自主想到在这个时间点可以调用这一法条反击。最多只是在虞美琴报出答案后，捧脸高呼“搜跌死奶”。
如果再事后诸葛亮一点，拍大腿喊“那撸货多”也行。
审判长微微点头，然后转向杜丘明：“请原告方代理人陈述追加证据的正当理由，如无法陈述，本庭将裁定不予受理。”
杜丘明也深呼吸了几口，沉稳地答道：“尊敬的审判长，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二审在遇到实质性新证据时，一般情况下确实不该直接改判，但这不等于二审不需要审查这些证据。
如果本庭审查新证据后，认定足以影响原判决的，才需要发回重审。如果新证据不足以影响原判决，可以直接维持原判。所以我方认为就我上一阶段提出的事实进行质证很有必要。
其次，关于举证期限问题，我方申请认定——因被告人在一审时，故意临近举证期限届满时，才突然提交答辩状并提出反诉。因此，对于被告反诉的相关证据搜集工作，我方在一审中实际并未得到满额的证据搜集时间。而此次额外提交的证据，在二审答辩状提出时我方就一并提交了，故申请本庭裁定证据有效。”
他的这个应对，看台上的看客们就觉得稍微有些晦涩了。
虽然他说的每一句都是有法条或者解释支持的，但是平时被调用的机会很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事诉讼法上的“二审发现有新证据就发回重审”这个原则，其实是不精确的。
准确来说，应该是“二审发现新证据后，先大致看一下，如果这个证据可以让判决变化，那才是发回重审。如果虽然有新证据、证据也有效、且与案情相关。但审查完后，发现不足以改变判决，那二审就没必要费事儿发回重审了，直接维持原判就行”。
换句话说，就是“成功的证据偷袭，要发回重审。但偷袭失败的，就直接维持原判”。
问题是，你都偷袭失败了，还干嘛非要坚持让人看一遍呢？这不就相当于你明知某一次攻击会MISS，还非要空砍这一刀么。
比喻或许不太恰当，但道理差不多就是这样。
至于后面杜丘明说的他们那方有理由延期追加证据，虽然不能说是稳扎稳打，但好歹有其道理，就看审判长怎么说了。
“被告代理人是否需要对上述陈述表示反对？”审判长礼貌性地转向虞美琴问了一句。
这个时候，虞美琴就不太适合再纠缠了。
她大概也意识到，杜丘明是想尽量把水搅浑，就算最后无效，也把马和纱、冯见雄在社会舆论层面抹黑成碰瓷的。
毕竟，这个官司的关键，在于苹果公司的商誉，而不是什么有形资产的损失。
所以，哪怕官司判决下来了，社会舆论的印象也还是很重要的。
哪怕法官不判马和纱是碰瓷的，要是审判过程细节流传到社会上，给果粉们找到一个自嗨的意淫点，让他们自行脑补，那还是可以为苹果挽回一些东西的。
反正这些肮脏的东西没什么好多描述的。
一番确认之后，双方开始就“马和纱主观心态上是不是来碰瓷的”这个点展开质证。
杜丘明举出了一些二审提交列表上的证据。
当然，要证明一个人的主观心态是很难的，所以只有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据（直接证据就只有盘问被告人的证词了，但马和纱只要不说漏嘴，训练有素，杜丘明是问不出干货来的。）
杜丘明循序渐进地开始恶心人：“我方通过华夏联通江南省分公司，调取到了两份被告人马和纱小姐实名注册电话卡的消费记录。
其中一个号码的消费记录期间，涵盖去年1月至今年4月。另一个号码的消费记录期间涵盖去年7月至今年4月。
从这些证据里可以看出，马和纱小姐此前多年都是华夏联通的用户，已经有了一个联通网段的号码。而且请注意，那个号码的UIM卡恰好是可以向下兼容、使用到IPHONE-3GS手机中的。
可是，去年7月后，她为了使用IPHONE，却特地又办了一张新卡，在IPHONE-3GS上破解后发微博。与此同时，我们从这些记录里面可以看出，她用于发微博的这张电话卡，几乎没有短信消费、通话消费。所有日常消费依然产生在旧卡上，甚至旧卡上还有运营商代扣的网络游戏充值消费记录。
我们还有相关的明细，总而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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